“吴氏中医扶阳疗法”创始人吴佩衡先生,名钟权(1888～ 1971)，四川省会理县人，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于1906年到县城南街“林春堂”作为学徒，拜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为师，从师四年,奠定了医学工作的坚实基础。

据《会理县志》（1994年）记载，彭恩溥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全县二十余位知名中医之一。《会理县志》云：“他一生乐善好施，谦逊和蔼，平易近人，生活节俭，不慕名利，不近烟酒，闲时以养花种草自娱，博览群书，学而不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动将店铺并入中医联合诊所。1954年，当选为首届县人大代表。翌年，以89岁高龄应县人民医院聘请为中医师。他不畏寒暑，每日坚持步行上下班，凡有人上门求医，从不拒绝。”吴佩衡一生继承先师美德，始终保持着大儒大医的风范。

1910年，22岁的吴佩衡出师回乡，他暗下决心，立志为中医事业奋斗一生。他用免收学生学费及向亲友借贷，开设了一间小药铺，名“永春堂”，当时的资本不过二十两纹银。

时值清末民初，农村经济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瘟疫肆虐，一切病患全靠中医防治。据《会理县志》记载：“会理城乡防病治病，历来均靠中医中药，明清时期逐渐发展，以医为业者日多。儒生研习中医理论继而从医者极受敬重。民国前期，中医药一度得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二年（1913年）全县有中医77人，营运中药材莊号十四家，中药饮片堂店四十九家，草药铺十一家。”又言：“民国时期，会理疫情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八年（1919 年）因传染病死亡2099人，民国十年因八种传染病死亡2004人......人民贫病交加，汉族地区医疗条件虽较好，亦仅限于城镇，民族地区则无医无药，以打杀生畜、刻木、跳绳治病。”吴佩衡在镇上行医五年，诊务尚为顺利，。为了进一步开拓医业，他将鹿厂镇“永春堂”关闭，以全部家当及药材入伙，与人合作，迁入县城开业行医。1994年出版的《会理县志》中，吴佩衡被列入清代至民国时期全县知名中医之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于战乱，吴佩衡于1921年冬，徒步南下，赴滇创业。赴滇途中，因战事频繁，行进困难。他只好暂住云南禄丰县，边行医边等待时机。此时，恰逢滇军将领朱德（四川仪陇人，当时在滇军任旅长）从昆明率军路过禄丰，因重感冒请吴佩衡诊治。几付药服下，朱德病势大减，又因同是四川老乡，故对吴佩衡倍加感激和信任。朱德谈起当下昆明瘟疫流行的状况，并对白喉、猩红热病的治疗办法垂询其详，建议吴佩衡到云南省城昆明行医。

在禄丰县住了半年后，吴佩衡于1922年5月抵达昆明。抵昆之初即已获准加入了昆明市医师公会，不料后有专人来将会员证追回，他只好重新申报医师资格和领取开业执照。1925年4月，昆明市政府督办中医考试。有了医师资格后，吴佩衡于同年五月，在昆明市内甘公司街（现五一路省公安厅对面位置）租用铺房两间，正式开业行医。

吴佩衡虽声望日高，但仍十分谦虚谨慎。他一方面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一方面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倡导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之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治的准则。吴佩衡在探求学术真理的道路上，冲破了当时一些市风旧俗，在云南医药界引起很大反响，加上连续治愈了一些群医束手的疑难重病，声名鹊起，深受医界同仁和广大群众的敬重。他被选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执行委员，步入了昆明医界名医之列。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顿时社会舆论哗然，全国中医界反应异常强烈，纷纷集会抗议。吴佩衡在昆明闻讯后，拍案而起，与几位同道一起，召集云南昆明及部分名中医代表及药店老板开会，抗议废止中医案。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激起三百多位与会者对当局之举的极大义愤，并将抗议书发往南京政府。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来电邀云南选派代表，参加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时间过于紧迫，交通又不方便云南省未能派代表参加会议。上海的全国会议不但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还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对面进行斗争。殊不知一月后，不仅不收回废止中医案，反而变本加厉的对会议代表施加压力，还变着花样出台了一些新规定用来限制中医。这样更引发了全国中医界更大规模的抗争。

1929年11月，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推举吴佩衡为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吴佩衡不负重托，在同道们的资助下，克服万难，千里迢迢，乘滇越铁路小火车，辗转河口、海防，再乘法国轮船转香港，而后抵上海，总算赶上了十二月召开的会议。

到会的有国内十七个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223个团体，共457人。会议规模之大，代表范围之广，在中国中医药史上是空前的。吴佩衡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

会议推举了27位代表赴南京请愿，其中包括吴佩衡在内的七人为中心辩论发言人。总统府秘书长等人接见了代表。在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下，总统府文官处发出通知，撤销了教育部、卫生部、中卫委员会的命令。喜讯传出，全国各地中医诊所、药店放鞭炮庆祝胜利。

这次团结一致的斗争，增进了各地医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吴佩衡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特地登门拜访各地名家。上海的中医同道认为，吴佩衡理论水平高（他的第一篇论著《临证医案选》被收载于1929年出版的《全国名医案类编》中），希望他能留在上海行医，以便经常相互切磋医术。在上海的云、贵、川三省同乡，也多方挽留。吴佩衡三思后，也觉得暂留在东方大都市上海一段时期，可使自己见多识广，取长补短，对提高自己的医术会大有裨益。另外，他希望过段时间，再到北平去研讨南北两大中医流派的异同。于是吴佩衡就把妻子、儿女也接到上海，安定下来，开业行医。

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二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行政院长谭延闦联合陈立夫、焦易堂等中委七人提出成立中央国医馆。焦易堂出面聘请吴佩衡出任专任委员。吴佩衡不愿做官，婉言谢绝。后改聘陆渊雷接任。

1936年底，日军侵华，时局紧张，于是吴佩衡告别了行医七载的上海，带着家眷绕道香港、越南，于1937年2月返回昆明。

吴佩衡回昆明后，即在位于市中心的“近日楼”西侧，古城墙下的万钟街，先租用，后购置了一座楼上楼下三间的砖柱木结构旧房，楼上住家，楼下为诊室。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亲笔题书的黑底金字横匾“国医吴佩衡诊所”，挂在大门正上方。1939年，他被公推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2年成立云南省中医师公会，又被推举为省公会理事长；又受聘兼任云南省中医考试主试委员会及云贵考铨处中医考试襄试委员会检核委员。他为了进一步倡导中医学理，于1945年创办了《国医周刊》，这份刊物内容丰富，促进了当时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吴佩衡在行医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创立了“吴氏中医扶阳疗法”，闻名于世，至今在全国中医界仍有较大影响力。

吴佩衡不仅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 ，同时也是中医教育学家和云南中医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倾其一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无悔的追求，无私的奉献。

早在1929年到上海参加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抗议废止中医案时，他就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发展中医事业？”他深知要想使中医得以发展，只有自强自立，培养人才，壮大队伍，更要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及水平。他认为：“若仅重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之辙，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很难壮大中医队伍。在现代，中医若要继续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办学。”当时中医办学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风险很大，但凭吴佩衡的个性，凡是他认准的事就是有千难万险，也要顶风破浪，勇往直前。1937年从上海回昆明后，他通过中医师公会，广泛联络医界同仁，自筹资金，自置校产，多方奔走，争取商界及社会的支持。他把自己的诊金收入除留家庭基本生活开支外，全数捐赠办学，终于在1948年 开办了云南省第一所中医学校——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为云南中医办学开了先河。同仁一致公推吴佩衡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由市卫生局接管，开办中医进修班，后又改为中医进修学校。

昆明市原卫生局副局长王之翰在《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92年12月）上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1950年，省卫生厅长王抗博和我拜访了吴佩衡后，省委统战部陈方部长叫我动员吴佩衡出任省卫生厅副厅长，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表示只愿做教学工作，为社会多培养人才，这是他毕生的愿望。”后来，吴佩衡被任命为云南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中医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一直在追逐着他终身确立的目标，直到辞世。

1958年，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及“献宝献方”活动。吴佩衡主持建立了药厂，不仅献出了自己的多个药方，而且捐出了家中的制药工具，并争取到“工学牌”商标注册证，正式生产“感冒立效散”、“一号胃药”等中成药。药厂一方面可以接纳学生勤工俭学，同时也成为不可多得的教学实践基地。成立中医学院后，有了附属医院，年逾古稀的吴佩衡仍坚持出门诊，亲自带学生临证实习。

吴佩衡主导着现代的学院式中医教育，同时也极重视传统的师承教育，他认为，根据中医的理论体系及诊疗特点和中医教育本身的规律性，学习中医是需要传承的，学校教育与家传师承二者不可偏废，应相互补充。他提倡名医带徒，因材施教；主张学习中医要牢记经典，心领神会，要多跟师临证学习，耳濡目染，提高悟性，建立思路，学会方法，把握精髓。因为中医的一些思维和诊治方法，必须要反复、认真去领悟。很多诊疗方法，是需要名师指点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吴佩衡就要求把刚从西医学院毕业的五儿吴生元和大孙女吴荣华（吴华）留在中医学院，用两套方式进行培养，得到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今后，吴老的儿孙毕业几个，就留下几个，要他们来继承吴老的事业。”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不可能在执行书记的指示了。1964年，吴佩衡的次孙吴荣祖考入云南中医学院。除了让孙子在校上课外，吴佩衡还利用休息时间亲自为他“开小灶”，这对吴荣祖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其儿子吴生元、孙女吴荣华（吴华）、孙子吴荣祖也都成长为国内和省内的名中医，成为吴佩衡学术思想的主要继承人。

1961年，吴佩衡给云南中医学校应届毕业班学生题词：“学术是要进步发展的，科学是无止境的，现在同学们虽然是结业了，但仍要随时虚心学习，接受新的科学知识，使自己的学识更充实起来，建立正确的服务新观点，全心全意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表明了他对中医学接班人的期盼。

为了促进中西医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吴佩衡积极主张和推进西医学习中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亲临课堂，满腔热情的为省卫生厅举办的每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授课并带学生实习。当年曾参加首届学习班的留法西医著名专家、昆明医学院李念秀教授回忆说：“吴老学风严谨求实，讲课深入浅出，是位良师。”

1985年10月，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为主编，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任应秋等为副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医传》在北京出版。书中介绍了全国44位名医的生平、医德风范及学术思想，吴佩衡是入选的名医之一。书中《编者的话》言简意赅地说明：“本书以二十世纪在我国具有第一流水平，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的医学名人为列传对象......本书名医名单是编委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决定的。”这就是祖国、人民和同行对吴佩衡一生的肯定和评价。